刘永行：行者有疆

　　行者无疆，大约是指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自由状态，无论是行走的目标、路径和方式都随性而为。从养鹌鹑、做饲料，到“一猛子”扎到重化工行业，东方希望创始人、董事长刘永行一直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但那些看似随性、疯狂的决策，实际上却来自于他多年的酝酿、精心的测算和细致的筹划。换句话说，他知道自己的疆界在哪里，也知道实际行走的路线与他曾经的设计路线差异在哪里。他也不忘提醒别人，这只是他自己经营企业的章法，“只适合他自己，适合东方希望”，对别人未必合适。他是位心中有数、有疆界的行者!

　　2012年11月15日，《ENI经济和信息化》传媒连其战略合作伙伴IBM公司的同仁们，邀请70多位企业高管，有幸走进了东方希望上海总部，展开了一场难得的“24小时探索之旅”，一同发现刘永行和东方希望的精彩篇章。

　　《ENI经济和信息化》传媒CEO季献忠采访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

　　在大势中寻找机会

　　“一不留神就挣了钱，而且越做越大。”不少人这样描述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之路。用一位知名企业家的话来说，中国民营企业在第一阶段是“靠胆子”挣钱，第二阶段是“靠条子(批文)”挣钱，现在是“靠脑子”挣钱。尽管所有的归纳总结都免不了以偏概全，但毫无疑问，肇始于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激活了沉睡已久的中国大地。在一个物质相对缺乏的年代里，也孕育着更多的机会。

　　刘永行认为，这个大环境也是东方希望应运而生的前置条件。没有这个大环境，即便是再有“非分之想”也无法实现。善于在大势中寻找机会，并懂得行进的节奏是我们对刘永行30年来艰苦创业的总结。而让刘永行下定决心走上创业道路的“导火索”竟然与一只2元钱的鹅有关。

　　1980年春节，还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上学的刘永行兜里只剩下2元多钱，这是来年开学之后的学费。四岁的儿子刘相宇看到邻居家过年都有肉吃，便也嚷嚷着要吃肉。儿子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有些为难的刘永行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就用这2元钱买了一只鹅，让儿子过年能吃上肉。欢喜雀跃的儿子便抱着鹅到屋外的池塘边玩耍，结果不小心松掉了绑着鹅腿的绳子，结果鹅跑得无影无踪。看着失望的儿子，刘永行当时心痛不已，也刺激了他下定决心下海经商，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时，刘氏四兄弟都拥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就职于国营大厂的电子计算机室;老二刘永行有师范专科文凭，在县教育局供职;老三陈育新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在县农业局当技术员;老四刘永好则毕业于省电大，在成都当中专教师。虽然生活稳定，但四兄弟苦于才华和抱负无法施展，决定要靠自己闯荡出一片天地来。

　　但是，做什么?怎么做?拿什么做?这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在一阵创业冲动过后都浮现在刘氏兄弟面前。“那次关于鹅的故事以后，我做了一个修理摊，结果用10天时间挣了300块钱，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最后我们几个兄弟就想，干嘛不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做下去?我们就成立一个电子公司，取名新异电子有限公司。不过，这次创业没有成功，但好歹没有亏太多钱，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完整还原刘永行的实业理念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从过去的失败中成长起来的。

　　“1982年，我们又重新创业。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想，就顺着这个形势去当农民总可以吧。于是，就到农村从搞养殖业开始，慢慢取得了成功。这是我们创业的第一个阶段。”选择国家的政策方向、市场大势做起的理念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公司取名“希望”也寓意着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983年，刘氏兄弟通过卖鸡苗挣得了第一笔钱，一共720元，每人分得180元。大哥刘永言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金日成送给中国一批鹌鹑。鹌鹑蛋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动物人参”，而且市价也很高。刘永言便用180元买来了50只大鹌鹑和200个种蛋。1983年3月，四兄弟在陈育新(即刘永美，从小过继给陈家，故更名为陈育新)的家四川新津县古家村办起了“育新良种厂”。启动资金就是和其他三兄弟一起凑起来的1000元。不曾想到，正是鹌鹑为他们打开了财富之门。通过科学养殖和吃苦耐劳，刘氏兄弟逐渐成为了“鹌鹑大王”。当初投入的1000元像滚雪球一样，第一年变成了3000元，第二年变成1万元，到第七年即1989年就变成了1000万元。

　　“第二阶段是做饲料。”刘永行说，“把养殖业交给农民来做效率更高。”从1988年到1989年，刘氏兄弟集中精力研发饲料品种，用一年多的时间研制成功!但接下来的产业化问题依然是个巨大挑战。“到1990年，我们为什么不像跨国公司一样到全国各地办厂?我们瞄准内江饲料厂作为我们的第一家工厂。但是协议签好了，地方政府没有批准，失败了，也没什么损失。我们又等了一年，1991年，我们跟重庆江北区政府签了协议，建立了第一个饲料分公司。到1994年，这家分公司已经成为重庆市第一个销售过亿元的民营企业。”刘永行透露，当时民营、私营企业能不能发展成全国性的集团企业还有争论。“我们的尝试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整个国家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机。”

　　如果说养鹌鹑、搞养殖业的第一阶段处于农业化的层次，到开饲料工厂的第二阶段就是进入工业化了，再到后来的第三阶段就是集团化。“按照重庆江北模式，我们在全国各地办了20多个工厂，公司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下一步怎么办?”刘永行提出了一个事关企业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其实从1993开始，我就不断强调我们要走出四川，向全国发展，到各地办饲料企业。我们四个兄弟，每个人特长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特长都发挥到极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家里人口多是个负担，但一旦做起事情来，就显得人多力量大了，刘氏兄弟的珠联璧合在那个时候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段佳话。但“思想者”刘永行有了自己的想法。“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就有想做重化工行业这个想法了，但条件不具备。到2002年真正动起来，整整准备了十年时间!这十年就是到处考察，做思想准备、观念准备、资金准备。”1995年3月，决心从事重化工行业的刘永行不想拖累兄弟们，率先提出分家，按照各自的思路独立运营发展。从此以后，有着“中国第一富裕家庭”之称的刘氏兄弟“分家”了。事实证明，希望集团的“裂变”成就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段传奇故事。

　　由此可见，选择重化工行业并非刘永行的一时冲动，依然遵循其“看准大势找机会”的风格。“我们是在世界经济的转型中寻找机会。1950年代以前，重化工产业在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60-70年代，从欧洲转到了美国。1970-80年代又从美国转移到了日本，美国的重化工产量开始下降。1980-90年代转移到韩国。1992年，有一次出访韩国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产业转移’这个词，这个词对我们很有用。当时我就问韩国人，下一次战略转移会到什么地方?他说会转到中国。我的判断也是如此。既然这样，如果我们早做准备，一定会有机会!所以，从1992年开始，我开始就思考如何进入重化工行业的问题。”

　　一路走来，刘永行的感受是“既轻松，也艰难。”“做得很轻松是指我们从创业开始到现在没有大的起伏，没有大的失败，特别是没有灾难性的失败。做得艰难是指每一步的发展面临的挑战都很大!特别是从饲料行业走向重化工，从一两千万可以建一个农场到现在动辄一两百亿，资金量显著增加!首先，银行会贷给你吗?银行不能贷给你就只能靠自己。第二，你懂这个技术吗?不懂。不懂怎么办?这是很大的风险。第三，你有这个团队吗?没有。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即便地方政府支持我们，还需要中央审批。”

　　让刘永行记忆犹新，甚至差一点成为“牺牲品”的就是当年的“铁本事件”。这个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民营钢铁企业，最终折戟沉沙!“我们第一个做重化工企业的时候，地方政府批了我们就做。最后‘铁本’事件出来，上面就来查我们的资源来源情况。我们做得很稳健，第一期都是自己投的钱，刚刚贷款几个亿，一年就干出来了。最后是没有银行贷款，如果有贷款就死定了。再有，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是环保的，我们的效率高，最终保留下来了。这十多年的发展，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认可。”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总是超前于政策，如果没有超前的眼光和视野，企业的发展可能就无法获得先机，而太过超前也会遇上政策、市场等诸多因素的掣肘。超前的预判与节奏的把握对企业来说是何等重要，东方希望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用效率建立竞争优势

　　相对于国有和外资企业，缺少资源和政策支持的民营企业是一个真正具有市场力的群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在计划经济时代颇为流行的口号恰好印证了这个群体的执著精神。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走完全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所趋，民营企业有可能成为突破原有束缚的重要力量。从星星之火到呈燎原之势，中国民营企业群体在无意间赋予了庄重的历史使命。但是，民营企业靠什么去取得竞争优势呢? 【 责任编辑：zhaoshiliang 】